（德國之聲中文網）瑞士《新蘇黎世報》以“中共正在向我們展現未來，但是自由市場經濟在體制競賽中依然保持優勢”為題，刊發評論指出，受到國家強力干預的中國經濟，確實已經獲得了科技和產業霸主地位；但是就此以為這種國家調控式經濟已經戰勝了西方自由經濟模式，卻是錯誤的。

“曾幾何時，歐美游客前往遠方的國家時，一定會體驗到舒適度和生活品質的下降。冷戰時期，大家談論的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如今的世界則顛倒了過來。西方人前往中國旅游，感覺仿佛置身於未來；而中國人來我們西方，卻感覺仿佛身處過去。”

“在西方國家，人們可以通過手機App叫出租車。而在中國的某些城市，你甚至可以通過手機App調節出租車內的溫度。如果說科技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是進步的標志，那麼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無疑領先於西方。中國的工業實力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產品正在湧向全球市場：太陽能發電板、電池、電動汽車。它們價格低廉，品質卻毫不低下。這些產品也正是能源轉型的基礎。”

“所有這些都是由一個自稱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創造的。這個體制充滿了國家的干預，中國企業一方面要在被嚴重束縛手腳的情況下參與市場競爭，另一方面還要實現中共領導層設定的目標。在這個專制政權下，公民持續受到監視，國家權力可以肆意出擊。”

“我們西方之前以為共產主義經濟有著另一幅模樣。蘇聯的經濟是短缺經濟。一則很老的俄羅斯笑話是：‘你們這家商店裡沒肉嗎？’‘不對，我們商店裡沒有魚。對面的那家店才沒有肉。’然而，中國體制卻打造了一個消費天堂。當年的蘇聯公民私底下怨聲載道，如今的中國人卻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作者隨後拋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是否發展出了一種優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模式？即調控優於自由的模式？西方人現在應該學習中國模式嗎？”

“這會是一個錯誤。國家調控經濟促成的進步短期內是可行的，但是代價高昂。強制行動會損害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核心：經濟自由。後者已經在過去幾百年間被證實。”

“聽起來有點像悖論：自由體制能夠打造更美好的未來，這恰恰是因為該體制並沒有規定未來究竟是何種模樣。它僅僅確立了一個法治框架，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決定。因為它相信每一個人自己才最清楚自己想要什麼。自由主義相信的是個體，而非國家。”

“考慮到中國正在飛速追趕，要求更多調控的呼聲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市場經濟的創新速度固然顯得有些慢。西方的某一項進步要先取得市場的檢驗，然後再惠及大眾，這需要很多時間。”

文章接著以電動汽車為例指出，自由社會往往不得不犧牲當下的速度來換取長久的優勢。國家強力推動電動汽車，固然可以迅速降低尾氣排放，但是這會導致本能應該更高效使用的資金被低效地調控到特定領域。

“管控幾乎總是會錯誤地調配生產資料。蘇聯的例子顯而易見。但其實這在當今中國也同樣造成了問題。電動汽車、太陽能發電板的產能在北京的指令以及補貼作用下遠遠超出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如今，不僅中國自身的經濟因此暗淡，全球經濟也因此陷入了困境。制造商們不得不拼命地尋找買家。”

“一個扭曲總是會引發下一個扭曲。如今，中國的大型工業企業被禁止降價打價格戰。然而，價格機制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關鍵，它使得企業和消費者能根據供需情況進行調整。”

“諷刺的是，中國經濟的優勢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市場機制的受控引入。自80年代以來，北京一直允許私營企業發展，並在過去20年中甚至容許他們在明確的框架內進行慘烈的競爭。調控手段則是金融體系、稅收優惠、政府補貼。”

沒有學術自由 照樣科技稱霸？
柏林出版的《每日鏡報》以“中國如何試圖在科研領域領先於美國”為題，刊發由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學者兼媒體部門主管魏樂佳(Claudia Wessling)撰寫的客席評論。作者認為，北京為科研領域投入的數以億計的資金如今已經結成了碩果，但是中國成為科技強國的過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對學術自由的理解不足，這是中國崛起為未來科技強國的最大絆腳石。一個專制的共產黨政權可以基於國家安全利益而決定所有的資源分配，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還能實現可持續、充滿創新性的世界一流科研？這一切還有待證實。”

“在國家加速創新和戰略驅動的科技推廣方面，中國幾乎與美國不相上下。但是，只要北京數以億計的投資仍以國家利益為目的，中國就不太可能成為全球科學進步的中心。中共想要利用外國投入來加強其在戰略重要領域的研究，但是卻只在有助於實現自身目標的時候才對透明的國際科研成果交流感興趣。”

“中國受益於學術自由，但卻不允許外國科研人員分享其研究成果：合作生成的研究數據通常不允許離開中國。此外，在線資源也越來越向外國人關閉。”

“所以，仍想與中國合作的歐洲科研機構就必須根據每個項目的具體情況進行風險評估，並決定是否值得承擔這樣的風險。中國人已經明確了自己的戰略目標，現在歐洲和德國也必須這樣做，並根據自身利益采取行動。科學也成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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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媒體看中國

各位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實頭屋鄉飛鳳村，早年的名字就叫「天花湖」。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因為那裡有一條沙河溪，從上游帶下來的泥沙很多，河床變得又寬又淺，水流被分割成一個又一個小湖泊。很多湖泊連在一起，遠遠看起來，就像天女撒下的花朵一樣，所以當地人就叫它「天花湖」。

名字很美，但這樣的地形也代表一件事——這裡的泥沙量非常高。現在如果要在這種地方蓋水庫，最大的問題就是淤積。有人說：「我們會蓋攔沙壩，泥沙就不會流進水庫。」可是，攔沙壩只能延緩，不是解決。攔沙壩的壽命通常只有幾年，像沙河溪這種泥沙來源穩定又多的地方，很快就會被填滿，到時候還得花錢清理。

我們可以看看德基水庫的例子，它上游的攔沙壩，幾年就得大規模清淤一次，單次費用動輒上千萬，可是庫區的淤積問題還是沒有停止過。這不是一次性的麻煩，而是一個長期的工程困境。

那麼，清淤的錢誰來出？在台灣，大部分水庫的清淤費用，是由經濟部水利署用年度預算支付，換句話說，就是全民的稅金。如果水庫是國營事業管理，像台電、台水，雖然有部分經費來自事業基金，但最後還是需要政府補助。地方水庫如果超支，地方政府也得自己想辦法。

根據資料，光是近 5 年，政府就花了大約 48 億元在清淤上，每年平均超過 10 億。而且，前瞻基礎建設還有防淤與排砂隧道工程，總經費高達 121 億。這些錢，都是我們全民買單。

2024 年，全台主要水庫清淤量創下歷史新高，達到 2,512 萬立方公尺，比前一年多了 462 萬立方公尺。雖然近幾年的清淤量超過年平均入庫泥沙量，可是這只是稍微減緩庫容損失，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

所以，如果天花湖水庫真的在這樣一個泥沙量極高的地方興建，我們未來幾十年都要為它的清淤費用埋單。攔沙壩只能拖延問題，不能根除。與其蓋了之後一直花錢補洞，不如在興建之前，先正視這個長期負擔。

一、河床變寬的原因

1. 上游矽礦產區大量沖刷泥沙
沙河上游曾有大量矽礦開採，特別是在日治時期日本人大規模採掘矽沙，導致地表裸露，缺乏植被保護。遇到雨水沖刷時，大量泥沙被帶入河道，下游河段沉積堆積，形成河床抬高，河道變寬且水流變淺。


2. 地質與地形因素
河流經過岩性較鬆軟的砂岩、頁岩或破碎地層時，容易被水流侵蝕，河岸和河床被沖刷擴展，導致河道變寬。若地形坡度由陡轉緩，水流速度減慢，沉積物也更容易在河床堆積。


3. 沉積物長期累積
河床內泥沙持續沉積，使河床高度逐年上升，進一步擴大了河道寬度，形成寬淺的河段。


4. 天然與人工因素交互影響
即使矽礦區停工，裸露地表仍未完全恢復植被，加上天然坡地土壤崩落，持續有泥沙流入河道。此外，河道整治不足及排水系統不完善也加劇了河床寬化。


二、河床變寬的後果

1. 河床變淺，流量減少
河道因泥沙堆積抬高，水流通道變窄且變淺，降低了河道的排洪能力。一旦降雨量大，水流無法及時排出，河水水位迅速上升，容易引發洪水暴漲。


2. 洪水風險增加
寬淺的河段在颱風或豪雨時洪水容易漫溢河岸，增加附近村落及農田淹水的風險。


3. 生態環境變化
河床淤積和水流減緩改變了河流生態系統，影響魚類及水生植物的棲息環境。


4. 影響水庫與水資源管理
大量泥沙流入水庫，降低水庫有效蓄水容量，增加水庫清淤成本，並可能影響水質。


三、結論

沙河河床變寬，主要是因為上游矽礦區大量泥沙沖刷及地質地形因素所致。這些沉積物堆積導致河床抬高，造成河道寬淺，水流容量減少，增加洪水風險及生態破壞。為了改善此狀況，需加強上游坡地復育、植被保護，並做好河道治理和泥沙管理，以減緩泥沙流失及保護下游水資源。

事件背景

2022 年梅花颱風影響台灣期間，苗栗多數地區降雨並不極端，未發生大規模洪水災害。然而，沙河流域卻在颱風過後出現明顯的洪峰水位與水勢異常，河水暴漲速度與規模遠超出其他同縣河流。

可能原因分析

1. 礦區裸露地表造成逕流放大

上游頭屋、公館矽礦產區長期開採，破壞植被與土壤結構。

降雨時，雨水幾乎無阻礙地直接流入支流，形成瞬時集中的洪流。



2. 高含沙洪流密度大、破壞力強

礦渣、碎石與細砂在暴雨中被大量沖刷進河道，增加水流密度與流速。

含沙水流沖擊力強於清水，對河道與防洪設施衝擊更大。



3. 人為集水效應

礦區內道路與排水渠設計將降雨快速匯集至主河道，縮短洪峰到達時間，導致瞬時水位飆升。



4. 河道已被淤高、蓄水能力下降

長期礦砂淤積使河道變寬但變淺，洪水期幾乎無法容納突增的水量，水勢容易漫溢。




對水庫安全的影響

洪峰放大效應：上游礦區造成的洪水峰值高於氣象預估，可能超出水庫設計流量。

輸砂量暴增：高含沙洪流會迅速填淤水庫，有效庫容大幅縮短壽命。

閘門與排砂系統磨損：大量砂石進入壩前沉積，操作時易卡住或加速磨損。

結構與下游安全風險：洪峰超標或排砂不及，可能導致壩體與下游堤防同時承受壓力。


結論

梅花颱風的沙河洪水案例顯示，礦區開發已顯著改變流域水文與輸砂條件。
若未在水庫設計與管理中納入這類「人為放大洪峰」與「高輸砂」的實際數據，將嚴重低估水庫的安全風險與壽命損耗。

在活斷層附近興建大型水庫，除了地震時壩體被震裂的直接風險外，還存在對地震活動「加成」的潛在危險。當水庫蓄滿水時，巨大的水重會向下施壓，並透過岩層裂隙滲透到斷層面，提升地下孔隙水壓。這種壓力會減少岩石之間的摩擦力，使斷層更容易滑動。若該斷層本來就處於臨界應力狀態，水庫可能成為觸發因素，讓原本可能數年後才發生的地震提前爆發。

歷史上已有明確案例：印度 Koyna 水庫 蓄水僅五年後，於 1967 年 12 月發生規模 M6.3 的強震，造成逾 180 人死亡、數千棟房屋毀損。地質學家發現，該震與水庫區域的孔隙水壓升高高度相關，並伴隨多次餘震，長期持續至今。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與國際地震工程與地球物理學會的研究都指出，水庫誘發地震（Reservoir Induced Seismicity, RIS）雖多數規模較小，但在特定地質條件下，規模可達 6.5 級以上，足以摧毀建築並破壞水庫結構。

因此，天花湖水庫若位於獅潭斷層旁，不僅需要防止被地震破壞，更必須謹慎評估是否會對該區域的大地震風險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加成效應一旦被忽視，潛在損失可能遠超工程本身的經濟價值。

天花湖水庫的「死而復生」，起因於飛鳳村的居民堅持要蓋水庫。縣長聽聞後心想：「有這麼好的事？不費吹灰之力，大家都同意，那當然可以蓋啊！」
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後山的居民反對聲浪此起彼伏，那些原本就反對的人仍堅決反對到底。縣長原以為撿到一塊香噴噴的天鵝肉，沒想到卻撞上了一塊燙手的鐵板，成了難以解決的「鐵板燒」。
飛鳳村的居民彷彿被催眠術控制，全村人都齊心往水庫方向跳去，對蓋水庫的執念幾乎到了作夢都想實現的地步。

然而，這一場「水」與「火」的對決，讓局勢水火不容。雙方激烈對峙，水庫到底能不能蓋成，結果依然未明。
前山的人說：「早在日本時代，就計畫要蓋水庫了！」
後山的人則反駁：「這裡到處是坑洞和礦坑，根本不適合蓋水庫！」

面對這前後矛盾、聲音四起的局面，縣長被搞得頭昏腦脹，從未遇過如此難纏的事件。有人一面設局把縣長引入陷阱，一面又極力想把他踢出去，讓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就在這時，一位被戲稱為「程咬金」的人物挺身而出，警告說：「天花湖水庫旁邊就是最可怕的獅潭斷層，如果真的蓋了這座水庫，保證你三輩子都過不好日子！」
獅潭斷層猶如一隻沉睡了90年的獅子，現在有人想去惹醒它。惹醒這頭獅子，需要實力和防護能力，可惜那些人什麼都沒有。他們根本不在乎，只想挖泥沙賣，賺點外快罷了。

這位「程咬金」質問道：「你們真能惹得起這頭獅子嗎？」看來，沒有人願意承擔，也沒有人有能力對付這頭獅子。

這場水庫蓋與不蓋的爭議，像是一場水火不容的較量。究竟水庫能否如願落成？未來的日子還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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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湖水庫計畫位於苗栗縣，鄰近具有活動性的獅潭斷層。這條斷層的存在，對水庫的設計與施工帶來極大的挑戰。因為活斷層可能引發地震，水庫壩體必須具備更高的耐震能力，才能保障下游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首先，為了評估斷層活動與地質狀況，需要投入大量經費進行深度地質調查，包括鑽探以及安裝監測儀器，這部分估計至少需5至10億元。接著，水庫壩體必須進行結構加固和耐震設計，增加壩體厚度、採用高強度材料，以承受地震力，這部分的追加費用可能高達20至40億元。

此外，因為斷層可能影響水庫地基的穩定性，還需進行地基強化工程，包括地質改良和注漿加固，預估追加經費約15至30億元。為了確保水庫安全，溢洪道和其他防災設施也需要擴建和強化，增加5至15億元的投入。

最後，地震風險提高了水庫的維護與應變需求，因此還要預留5至10億元作為緊急維修和定期安全評估的預算。

整體而言，若要在獅潭斷層邊安全興建天花湖水庫，必須在原有約200億元的經費基礎上，追加50至100億元以上的費用，以確保結構安全和居民福祉。這樣的大幅追加經費，反映了活斷層帶來的嚴重挑戰，也提醒政府和規劃單位不可輕忽地質風險。

如果忽略這些必要的強化措施，水庫面臨潰壩或結構失效的風險將大大提高，對周邊社區的威脅不容小覷。因此，全面評估地質條件，投入足夠經費進行強化，是保障公共安全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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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天花湖水庫計畫引發爭議的過程中，有人主張「只要工程技術好、水壩堅固，地震不是問題」，但這種說法忽略了地質現實比混凝土還要難駕馭。

水庫，不是一個單純儲水的容器。從地質學角度來看，它是一個會改變地下壓力分布、引發應力釋放的巨大裝置。當我們在地殼上方蓄起上千萬噸水，其重量不只是向下壓，也會向旁邊滲透，甚至改變斷層帶內的孔隙水壓，降低摩擦力，誘發滑動。

這樣的機制，地震學上稱為「水庫誘發地震」（Reservoir-Induced Seismicity, RIS）。印度科伊納水庫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蓄水後數年，造成6.3級強震，數百人死亡。中國四川紫坪铺水庫則在蓄水後不到三年發生汶川大地震，引發國際學界激辯水庫是否為地震的「最後一根稻草」。

天花湖水庫與獅潭斷層的風險

現在的天花湖水庫預定地，東側不到三公里即為獅潭斷層活動帶。雖然這條斷層不像車籠埔斷層那樣廣為人知，但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公開資料，獅潭斷層確實具有活動跡象，屬於應嚴格評估的構造單元。

你可以想像：一條已經滿佈裂痕、彎曲、受力的木頭，我們每年對它重壓又突然鬆手——這樣反覆幾年，它總有一天會「啪」地一聲折斷。

同樣的道理，水庫如果在無斷層區蓄水，頂多是局部變形；但若旁邊就是活斷層，任何應力變化都可能成為觸發點。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過去的教訓一再提醒我們的事。

日本怎麼做？

日本身為全球最注重防震的國家之一，對於水庫選址有明確規範。若有活斷層通過，原則上不可興建大型壩體，更不會在已知高風險地區推動大規模集水設施。即使設計階段通過，也必須進行「地震動模擬」、「斷層錯動分析」、「應力-水力-熱力聯合作用評估」，程序嚴謹到連民間開發都望而卻步。

換句話說，若天花湖水庫選址在日本，可能連初審都過不了。不是因為工程技術不夠，而是因為「地震風險太高，沒有人敢承擔這筆帳」。

我們不是反對發展，而是尊重自然

蓋水庫不是原罪，也不是沒有好處。但在選址時，「避免重大地質災害風險」應該是基本原則。我們不能忽視斷層活動史，也不能低估水壓反覆變化對地下系統的衝擊。地震不是「有沒有可能」，而是「何時會發生」。

在活斷層旁建水庫，就像在火藥桶上點蠟燭。你可以說火還沒燒到，但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不會。

在台灣中部的山林裡，夜晚悄悄降臨時，一雙圓圓的眼睛正在林間閃動，那是石虎──我們這片土地上唯一的原生野生貓科動物。曾經牠廣泛分布於全台低海拔丘陵，如今卻僅存於苗栗、南投、台中少數地區，族群數量估計不到 500 隻，被列為瀕危物種。

石虎的家正在一點一滴地消失。道路開發、農地擴張、水庫興建、夜間車速過快，都是讓牠們命運黯淡的原因。當我們看到一隻石虎死於路邊，往往不是牠「走錯路」，而是我們將牠原本的生活空間切割得支離破碎。

有人說：「不就一隻貓嗎？我們人類的生活不是更重要？」但這不僅僅是關於一隻動物的存亡，而是整個生態系統的警訊。石虎是森林健康的指標物種，牠們的存在，代表山林間的食物鏈仍然穩定，棲地仍然有活力。

保育，不只是動物學家的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土地的使用者，也是未來的守護者。當一項開發計畫要進入山林，當一條快速道路要切穿山谷，我們有沒有問過：那裡住著誰？我們的利益是否值得犧牲牠們的生存空間？

或許我們無法立刻阻止所有開發，但我們可以選擇理解、選擇關心。即使只是一次分享、一篇貼文、一次溫柔的提醒，都是一種改變的開始。因為真正的保育，不是高喊口號，而是在人們的心中慢慢發芽。

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只在新聞中看見石虎，而能在台灣的山野裡，靜靜看見牠們優雅地穿越林間。那一天，不只是石虎的幸運，也是我們這片土地真正健康的象徵。

天花湖水庫是苗栗縣頭屋鄉計畫中的大型興建工程，旨在解決明德水庫供水不穩的問題。然而，該案自提出以來，便引發激烈爭議，尤其在地質安全與生態保育層面，成為民間與政府間角力的焦點。其中，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便是對石虎棲地的影響。

石虎，又稱華南虎貓，是台灣唯一現存的原生野生貓科動物，目前已列為瀕危物種，全台估計僅存不到500隻。根據研究顯示，苗栗地區是石虎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天花湖水庫預定地周邊的山林、水源地與農地，正是牠們重要的活動走廊與繁殖棲地。水庫一旦興建，除了淹沒山林與耕地，還將帶來道路開發與人為干擾，直接破壞石虎的生活環境。

支持者認為，天花湖水庫能穩定中部地區供水，對未來產業與人口發展有其必要性；但反對者指出，目前明德水庫最大問題不在於蓄水量不足，而是輸水系統與管理效率不佳，導致水源浪費。與其耗資千億、破壞生態，不如優先改善現有設施，才是更有效率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水庫周邊尚有活躍斷層，例如三湖山斷層與獅潭斷層，水庫興建後若發生地震，不僅可能導致壩體破壞，還會帶來嚴重的公共安全隱憂。在氣候變遷、水資源調度趨於靈活的時代，單一大型水庫的風險也逐漸被世界所質疑。

保育與開發從來都不容易平衡。然而，一旦物種滅絕，生態崩壞，就無法逆轉。石虎並非只是一種可愛的動物，它代表著整個棲地網絡的健康與完整。如果連台灣現存數量最多的石虎族群都無法守護，那台灣其他瀕危物種的命運恐怕也難以樂觀。

因此，在天花湖水庫議題上，我們應該重新審視「發展」的定義。真正永續的發展，必須兼顧自然、社區與未來世代。否則，留給後代的，不是資源，而是一地殘破的山林與失去家園的野生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