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石油與天然氣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主導地位，煤炭逐漸被邊緣化。然而，煤礦坑是否應該全面封閉，仍是一個值得審慎思考的議題。從能源安全、技術發展到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煤礦坑的保留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 能源戰略後備

石油與天然氣皆有枯竭與價格劇烈波動的風險。煤炭雖然屬於高污染能源，但其蘊藏量豐富、分布廣泛，一旦面臨能源危機，煤炭仍能成為「最後防線」。因此，保留煤礦坑與相關基礎設施，有助於國家在非常時期維持基本能源供應。

2. 能源多元化保障

過度依賴單一能源將使國家在國際情勢變化中暴露於高度風險。煤炭雖然並非最佳選項，但作為一種相對穩定且可確保供應的能源資源，其存在能在能源結構中發揮「平衡器」的作用。

3. 技術發展潛力

煤炭利用方式已不再局限於直接燃燒。現代科技如煤氣化、煤液化與煤基化工，能將煤炭轉化為合成燃料或化學原料。若未來碳捕捉與封存（CCS）技術成熟，煤炭的污染問題將大幅減輕，甚至有可能重新成為能源政策中的重要選項。

4. 文化與教育價值

煤礦產業在近代工業化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老煤礦坑不僅是工業遺跡，也是歷史與文化的見證。適度保留與轉型，可發展為礦業博物館或觀光資源，讓後代理解能源開發的歷程與代價。

5. 環境與安全考量

廢棄煤礦坑若缺乏管理，容易引發坍塌、積水與酸礦水污染等問題。因此，煤礦坑的「保留」並不意味放任，而是需要透過安全維護與環境監測，確保其不對周遭社區與生態造成長期危害。


結論

煤礦坑不應被視為過去的包袱，而應作為一種戰略資產妥善管理。透過合理的規劃，煤礦坑既能在能源安全上發揮後備作用，也能在文化教育、科技發展與產業轉型上展現價值。即使在低碳轉型的大趨勢下，煤礦坑的保留，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苗栗縣，是全台灣本島雨量最少的縣市，年均降雨量僅約 1,700 毫米，遠低於宜蘭、南投等動輒 3,000 毫米以上的地區。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缺水、降雨稀少的地方，政府卻已經興建了 明德水庫、永和山水庫，再加上大部分集水區落在苗栗的 鯉魚潭水庫，使得苗栗成為全台灣水庫密度最高的縣市。

換句話說，苗栗「雨量最少」，卻「水庫最多」。這種明顯矛盾的情況，本來就已經讓人質疑政策合理性。如今，當局竟還要推動 天花湖水庫，更顯得荒謬至極。

在雨量有限的地方不斷蓋水庫，結果只能換來快速淤積、蒸發嚴重，效益極低，卻要犧牲大片森林、農地與生態。這樣的決策，不僅不能真正解決缺水問題，反而是對自然環境與公共資源的雙重浪費。

👉 苗栗最不缺的，是水庫；苗栗最需要的，是理性的水資源規劃。

天花湖水庫位於苗栗後龍溪上游，原本設計的目的在於儲水和調節下游水量，但從工程角度來看，壩體設計卻存在明顯問題。

首先，壩體過於狹窄，無法提供足夠的重量來抵擋水庫的水壓。重力壩的基本原理是以壩體自身重量對抗水壓，壩越厚，抵抗能力越強。而天花湖水庫的壩寬不足，使其難以達到理想的穩定性。

其次，壩體沒有設計成弧形，無法像拱壩一樣把水壓分散到兩側山壁。拱壩利用弧度將壓力傳導出去，而窄直壩卻只能硬擋水流，水壓長期集中在壩體上，結構安全性令人擔憂。

綜合以上因素，天花湖水庫形成了一個「四不像」水壩：既不能靠厚壩基抵抗水壓，也不能靠弧度分散壓力。這樣的設計不僅對地質安全與耐震性造成疑慮，也可能在暴雨或地震情況下增加潰壩風險。

苗栗地區的居民與工程專家應該認真評估這座水庫的安全性，確保未來的水利工程既能解決用水需求，也不會帶來潛在危險。

在苗栗，兩個重大工程議題正悄悄連結在一起：大桃坪九星廢土堆置場與天花湖水庫開發計畫。

官方說法是，大桃坪堆置場是為了「處理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與「明德水庫清淤淤泥」。然而從地理位置、規模以及運輸路徑來看，不難推測：未來天花湖水庫開挖出的龐大廢土，極可能經由獅潭 → 錫隘隧道 → 頭屋，最後傾倒在大桃坪場址。

問題不在於土，而在於「矽砂土」

天花湖水庫預定地所在區域，本就是矽砂礦帶，土質鬆散、顆粒極細。這些矽砂土有幾個特徵：

容易隨雨水沖刷：細砂與粉砂顆粒不易沉降，進入水體後能長時間懸浮。

持續釋放效應：即使場地覆土或種草，矽砂仍會在降雨中慢慢沖出，可能延續數十年。

污染明德水庫：大桃坪就在明德水庫集水區邊界，一旦矽砂隨逕流進庫，將造成水質混濁、加速淤積，讓「清淤」變成「越清越淤」。


最直接的風險：我們喝的自來水

明德水庫是苗栗重要的飲用水與灌溉來源。如果大桃坪堆置場長期釋放矽砂粉末，那麼後果就是：

自來水濾水系統負擔加重，供水成本提高。

水庫壽命縮短，清淤費用持續增加。

居民可能喝下混濁的「矽砂粉末水」。


荒謬的矛盾

政府口中「為明德水庫清淤」而設的堆置場，卻可能成為新的污染來源。這不是治水，而是製造更大的風險。

我們應該要問：

為什麼官方不直接承認大桃坪場也將接收天花湖水庫廢土？

這些矽砂土的長期風險評估在哪裡？

誰來保障苗栗居民的飲水安全？


大桃坪九星廢土場，不只是一個堆土場，而是可能改變苗栗水資源品質的關鍵點。今天的沉默，可能換來未來數十年揮之不去的水質危機。

天花湖水庫位於中部山區崩塌地質多變與颱風頻繁地帶。在這樣條件下，集水區河道往往帶有大量矽砂粉末進入水庫。攔沙壩雖然可攔截粒徑較粗的砂礫，但面對懸浮性強、粒徑細微的矽砂粉末，其設計重在水力減速與沉降，而非過濾或截留。

矽砂粉末具有極高懸浮特性，即使水流減速，也很難在壩前沉降下來；暴雨期間更會以異重流形式輸送至庫中。此外，攔沙壩庫容有限，淤積後更盡快失效。多項集水區研究顯示，即使設置攔沙壩，仍有大量細懸移質進入水庫，造成淤積與水質影響。

因此，除非搭配防淤隧道排砂、汛期操作調控與定期清淤，否則攔沙壩無法有效阻擋矽砂粉末進入水庫，進而危及蓄水品質與水庫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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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水資源與礦產資源的管理常常面臨兩難抉擇。天花湖水庫計畫欲在後龍溪上游興建攔河堰，將溪水引入水庫，以增加大矽谷計畫的水源供應。然而，水庫的建設將直接淹沒頭屋和公館等地的矽礦產區，這帶來了長遠的資源與環境衝突。

首先，水庫的優勢在於解決部分地區短期用水需求，並提供防洪功能。然而，天花湖水庫的建設並非完全沒有代價。淹沒矽礦產區意味著永久喪失台灣有限的矽砂資源，此外，水庫本身可能帶來泥沙淤積、水質農藥污染與生態破壞等問題。從長遠看，這種「立即解決水資源問題」的方案，可能以犧牲自然資源與環境為代價。

與此同時，保留矽礦產區具有明顯的戰略價值。雖然台灣本土矽砂品質不如進口來源高純度矽，但矽礦仍可作為玻璃、建材等工業用途的原料，甚至作為未來半導體或光電產業的潛在資源。更重要的是，保留礦區意味著保留國家資源安全的選擇權：如果國際矽砂供應中斷，或技術成熟到能提升本土礦砂品質，台灣仍有能力自主開採與利用。這與美國保留國內石油、即便進口大量原油的策略類似——保留資源不是浪費，而是應對未來不可預期風險的保障。

當我們比較天花湖水庫與矽礦保留的利弊時，可以看到一個核心矛盾：水庫建設能暫時提供水源，卻毀掉長遠的資源安全與環境價值；保留矽礦則保護了台灣的資源後盾，但短期無法直接解決用水問題。這並非單純的矛盾，而是策略性選擇問題——是選擇即刻的便利，還是長遠的安全與自主能力。

因此，從戰略資源與永續發展角度來看，保留矽礦產區的價值不容忽視。台灣作為科技強國，半導體與光電產業高度依賴矽砂作為基礎原料，失去礦區可能意味著未來必須完全依賴進口，降低國家自主性。而水庫的需求，或許可以透過水資源管理、雨水回收與小型調節設施等替代方案來部分滿足，避免以永久損失礦產作為代價。

總結而言，天花湖水庫與矽礦保留之間的抉擇，不僅是水利與礦業的問題，更是國家資源安全、科技未來與環境永續的交叉考量。短期的便利不應凌駕於長期的戰略資源保護之上。保留矽礦，不僅是保護自然，更是守護台灣未來科技自主與應對不確定風險的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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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大矽谷計畫」，目標是打造國際級高科技產業聚落，特別是在半導體、太陽能、光電等領域鞏固台灣的領先地位。這些產業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原料——高純度矽。矽不僅是晶圓的基礎，也是太陽能板與光纖的重要材料，全球需求持續攀升，被視為戰略物資。

然而，天花湖水庫的興建計畫，卻引發了一個嚴重的矛盾：工程範圍內擁有一大片優質矽礦，水庫一旦蓋成，這些矽礦將被永久掩埋，失去開採的可能。這不僅是地方資源的損失，更可能是全國戰略的錯誤。

首先，這是資源自斷的行為。
若矽礦得以保存，未來本地的科技產業可以就地取得原料，降低對國外進口的依賴，強化供應鏈的安全性。反之，若將矽礦掩埋，日後必須以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地緣風險從國外進口，等同於放棄了自己掌握資源的機會。

其次，名義與實質嚴重脫節。
名義上是推動大矽谷計畫，實際上卻摧毀了可能成為產業核心競爭力的礦產資源。這就像為了蓋一座高科技園區，先把製造晶片最重要的原料礦山推平——看似在建設，實則在拆除根基。

最後，時間尺度必須考慮。
水庫的壽命受限於淤積，或許只有五十到一百年，而高品質的矽礦一旦保留，價值不會消失，反而可能隨著科技發展和市場需求而升高。短期的水資源需求，不應以犧牲長期的戰略資源為代價。

如果大矽谷計畫要成功，就必須保護並善用一切與科技產業相關的優勢資源。天花湖水庫的選址與設計，若導致矽礦永久消失，那麼它不但無法支撐大矽谷計畫，反而可能成為阻礙計畫實現的最大傷口。這是所有關心產業未來與國家利益的人，都必須正視的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網）瑞士《新蘇黎世報》以“中共正在向我們展現未來，但是自由市場經濟在體制競賽中依然保持優勢”為題，刊發評論指出，受到國家強力干預的中國經濟，確實已經獲得了科技和產業霸主地位；但是就此以為這種國家調控式經濟已經戰勝了西方自由經濟模式，卻是錯誤的。

“曾幾何時，歐美游客前往遠方的國家時，一定會體驗到舒適度和生活品質的下降。冷戰時期，大家談論的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如今的世界則顛倒了過來。西方人前往中國旅游，感覺仿佛置身於未來；而中國人來我們西方，卻感覺仿佛身處過去。”

“在西方國家，人們可以通過手機App叫出租車。而在中國的某些城市，你甚至可以通過手機App調節出租車內的溫度。如果說科技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是進步的標志，那麼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無疑領先於西方。中國的工業實力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產品正在湧向全球市場：太陽能發電板、電池、電動汽車。它們價格低廉，品質卻毫不低下。這些產品也正是能源轉型的基礎。”

“所有這些都是由一個自稱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創造的。這個體制充滿了國家的干預，中國企業一方面要在被嚴重束縛手腳的情況下參與市場競爭，另一方面還要實現中共領導層設定的目標。在這個專制政權下，公民持續受到監視，國家權力可以肆意出擊。”

“我們西方之前以為共產主義經濟有著另一幅模樣。蘇聯的經濟是短缺經濟。一則很老的俄羅斯笑話是：‘你們這家商店裡沒肉嗎？’‘不對，我們商店裡沒有魚。對面的那家店才沒有肉。’然而，中國體制卻打造了一個消費天堂。當年的蘇聯公民私底下怨聲載道，如今的中國人卻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作者隨後拋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是否發展出了一種優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模式？即調控優於自由的模式？西方人現在應該學習中國模式嗎？”

“這會是一個錯誤。國家調控經濟促成的進步短期內是可行的，但是代價高昂。強制行動會損害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核心：經濟自由。後者已經在過去幾百年間被證實。”

“聽起來有點像悖論：自由體制能夠打造更美好的未來，這恰恰是因為該體制並沒有規定未來究竟是何種模樣。它僅僅確立了一個法治框架，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決定。因為它相信每一個人自己才最清楚自己想要什麼。自由主義相信的是個體，而非國家。”

“考慮到中國正在飛速追趕，要求更多調控的呼聲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市場經濟的創新速度固然顯得有些慢。西方的某一項進步要先取得市場的檢驗，然後再惠及大眾，這需要很多時間。”

文章接著以電動汽車為例指出，自由社會往往不得不犧牲當下的速度來換取長久的優勢。國家強力推動電動汽車，固然可以迅速降低尾氣排放，但是這會導致本能應該更高效使用的資金被低效地調控到特定領域。

“管控幾乎總是會錯誤地調配生產資料。蘇聯的例子顯而易見。但其實這在當今中國也同樣造成了問題。電動汽車、太陽能發電板的產能在北京的指令以及補貼作用下遠遠超出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如今，不僅中國自身的經濟因此暗淡，全球經濟也因此陷入了困境。制造商們不得不拼命地尋找買家。”

“一個扭曲總是會引發下一個扭曲。如今，中國的大型工業企業被禁止降價打價格戰。然而，價格機制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關鍵，它使得企業和消費者能根據供需情況進行調整。”

“諷刺的是，中國經濟的優勢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市場機制的受控引入。自80年代以來，北京一直允許私營企業發展，並在過去20年中甚至容許他們在明確的框架內進行慘烈的競爭。調控手段則是金融體系、稅收優惠、政府補貼。”

沒有學術自由 照樣科技稱霸？
柏林出版的《每日鏡報》以“中國如何試圖在科研領域領先於美國”為題，刊發由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學者兼媒體部門主管魏樂佳(Claudia Wessling)撰寫的客席評論。作者認為，北京為科研領域投入的數以億計的資金如今已經結成了碩果，但是中國成為科技強國的過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對學術自由的理解不足，這是中國崛起為未來科技強國的最大絆腳石。一個專制的共產黨政權可以基於國家安全利益而決定所有的資源分配，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還能實現可持續、充滿創新性的世界一流科研？這一切還有待證實。”

“在國家加速創新和戰略驅動的科技推廣方面，中國幾乎與美國不相上下。但是，只要北京數以億計的投資仍以國家利益為目的，中國就不太可能成為全球科學進步的中心。中共想要利用外國投入來加強其在戰略重要領域的研究，但是卻只在有助於實現自身目標的時候才對透明的國際科研成果交流感興趣。”

“中國受益於學術自由，但卻不允許外國科研人員分享其研究成果：合作生成的研究數據通常不允許離開中國。此外，在線資源也越來越向外國人關閉。”

“所以，仍想與中國合作的歐洲科研機構就必須根據每個項目的具體情況進行風險評估，並決定是否值得承擔這樣的風險。中國人已經明確了自己的戰略目標，現在歐洲和德國也必須這樣做，並根據自身利益采取行動。科學也成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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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媒體看中國

各位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實頭屋鄉飛鳳村，早年的名字就叫「天花湖」。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因為那裡有一條沙河溪，從上游帶下來的泥沙很多，河床變得又寬又淺，水流被分割成一個又一個小湖泊。很多湖泊連在一起，遠遠看起來，就像天女撒下的花朵一樣，所以當地人就叫它「天花湖」。

名字很美，但這樣的地形也代表一件事——這裡的泥沙量非常高。現在如果要在這種地方蓋水庫，最大的問題就是淤積。有人說：「我們會蓋攔沙壩，泥沙就不會流進水庫。」可是，攔沙壩只能延緩，不是解決。攔沙壩的壽命通常只有幾年，像沙河溪這種泥沙來源穩定又多的地方，很快就會被填滿，到時候還得花錢清理。

我們可以看看德基水庫的例子，它上游的攔沙壩，幾年就得大規模清淤一次，單次費用動輒上千萬，可是庫區的淤積問題還是沒有停止過。這不是一次性的麻煩，而是一個長期的工程困境。

那麼，清淤的錢誰來出？在台灣，大部分水庫的清淤費用，是由經濟部水利署用年度預算支付，換句話說，就是全民的稅金。如果水庫是國營事業管理，像台電、台水，雖然有部分經費來自事業基金，但最後還是需要政府補助。地方水庫如果超支，地方政府也得自己想辦法。

根據資料，光是近 5 年，政府就花了大約 48 億元在清淤上，每年平均超過 10 億。而且，前瞻基礎建設還有防淤與排砂隧道工程，總經費高達 121 億。這些錢，都是我們全民買單。

2024 年，全台主要水庫清淤量創下歷史新高，達到 2,512 萬立方公尺，比前一年多了 462 萬立方公尺。雖然近幾年的清淤量超過年平均入庫泥沙量，可是這只是稍微減緩庫容損失，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

所以，如果天花湖水庫真的在這樣一個泥沙量極高的地方興建，我們未來幾十年都要為它的清淤費用埋單。攔沙壩只能拖延問題，不能根除。與其蓋了之後一直花錢補洞，不如在興建之前，先正視這個長期負擔。

一、河床變寬的原因

1. 上游矽礦產區大量沖刷泥沙
沙河上游曾有大量矽礦開採，特別是在日治時期日本人大規模採掘矽沙，導致地表裸露，缺乏植被保護。遇到雨水沖刷時，大量泥沙被帶入河道，下游河段沉積堆積，形成河床抬高，河道變寬且水流變淺。


2. 地質與地形因素
河流經過岩性較鬆軟的砂岩、頁岩或破碎地層時，容易被水流侵蝕，河岸和河床被沖刷擴展，導致河道變寬。若地形坡度由陡轉緩，水流速度減慢，沉積物也更容易在河床堆積。


3. 沉積物長期累積
河床內泥沙持續沉積，使河床高度逐年上升，進一步擴大了河道寬度，形成寬淺的河段。


4. 天然與人工因素交互影響
即使矽礦區停工，裸露地表仍未完全恢復植被，加上天然坡地土壤崩落，持續有泥沙流入河道。此外，河道整治不足及排水系統不完善也加劇了河床寬化。


二、河床變寬的後果

1. 河床變淺，流量減少
河道因泥沙堆積抬高，水流通道變窄且變淺，降低了河道的排洪能力。一旦降雨量大，水流無法及時排出，河水水位迅速上升，容易引發洪水暴漲。


2. 洪水風險增加
寬淺的河段在颱風或豪雨時洪水容易漫溢河岸，增加附近村落及農田淹水的風險。


3. 生態環境變化
河床淤積和水流減緩改變了河流生態系統，影響魚類及水生植物的棲息環境。


4. 影響水庫與水資源管理
大量泥沙流入水庫，降低水庫有效蓄水容量，增加水庫清淤成本，並可能影響水質。


三、結論

沙河河床變寬，主要是因為上游矽礦區大量泥沙沖刷及地質地形因素所致。這些沉積物堆積導致河床抬高，造成河道寬淺，水流容量減少，增加洪水風險及生態破壞。為了改善此狀況，需加強上游坡地復育、植被保護，並做好河道治理和泥沙管理，以減緩泥沙流失及保護下游水資源。